荣禄这小子提出的厘金让琦善眼前一亮，这种方式似乎比以上那些不靠谱的手段要可行得多。但琦善不知道的是，厘金在原本的历史上首行区域就是自己的江北大营，创办者乃是自己麾下江苏布政使雷以諴和他的幕僚师爷钱江。
1853年，刑部侍郎雷以諴奉旨帮办扬州江北大营军务，主要任务是筹饷。这可是一件极难办顶费力的差使。可他的一个幕僚钱江，当时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，向雷氏出了一个主意，派官兵到各水陆要冲去设关卡，对通过的货物按其价值强行派捐，这实际上是商品过境税，当时又被称作“行厘”；另对开店销货的各商人按销售额强行派捐，这实际上是商业税，当时又被称作“坐厘”。厘捐的交纳者亦可同其他捐纳者一样，领到捐得何种功名的部照，只不过这里面再也没有自愿的色彩了。
1853年10月，雷以諴首先在里下河设立机构，向扬州城附近的仙女庙、邵伯、宜陵、张网沟各镇米行派厘助饷，最初的标准是，每一石米，捐钱五十文。雷以諴一开始抱着试一试的念头，哪里想到在半年之中，共收钱两万串。次年4月，他向咸丰帝奏报，此种方法既不扰民，又不累商，数月以来，商民无事。他还看出了此种方法的长期稳定性，奏折中称：“且细水长流，源源不竭，于军需实有裨益。”于是，雷以諴一面宣称自己将在里下河各州县推行此法，一面提议由江苏巡抚和南河总督在各自防堵的区域里，“照所拟捐厘章程，一律劝办”。
咸丰帝收到这一奏折后，便下旨江苏巡抚、南河总督等各就当地情形安当商酌，若事属可行，亦可照雷氏的方法变通办理。这是咸丰帝第一次对厘金一事的表态。
1854年5月，雷以諴收到谕旨后，便在泰州设立分局，大张旗鼓地抽厘助饷。厘金的范围从大米一项扩大到各类粮食、家禽、牲畜、油、盐、茶、糖、碱、棉、丝、布、衣物、酒、漆、纸、药材、锅碗及各类杂货，可以说，没有一种商品不抽厘。此外，对银号、钱庄亦按其营业额抽厘。江苏巡抚、南河总督大约也在是年下半年开始设卡抽厘。到了1855年初，有人向咸丰帝奏报“大江南北捐局过多”，可见其发展规模之迅速。
1854年底，钦差大臣、降调内阁学士胜保发现了厘金的特异功能，上奏宣扬其种种好处，并请下旨各地仿行：可否请旨饬下各路统兵大臣，会同本省邻省各督抚，会同地方官及公正绅董，仿照雷以諴及泰州公局劝谕章程，悉心筹办。官为督劝，商为经理，不经胥吏之手，自无侵漏之虞。用兵省份就近随收随解，他省亦暂存藩库，为协拨各路军饷之需。
由此决定开始，满清治下各省督抚可以针对本省情况定夺，酌量抽厘。朝廷的这一决定，将征收厘金的权力下放到各省督抚手中，这对胜保的建策是一种修正，但对征收的方法及标准，均无明确的规定。户部对此并无通盘的设计，咸丰帝更是懵懂不清。他脑子里想的只是要弄到银子来应付缺口极大的军费，至于银子的来由，他不想过问，也弄不清楚。由此，各省纷起仿办厘金。
可以说厘金制度的广泛推行开始，为枯竭的省级财政输了血。按照清朝的财政制度，一切财政收入均归于朝廷，各省、府、州、县要弄点钱，只能在“耗羡”等名目上打主意。自1853年夏天之后，朝廷财政已拨不下军费，本无正当财源的省级财政却要负担为数甚巨的各军营军费。现在总算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征收渠道，谁也不肯将此交到朝廷财政去。厘金由此成了不受朝廷控制的大财源，由各省督抚所把持。也就在这一时期，厘金渐渐脱离了“捐”的范围，明确了“税”的身份。
如果用今天眼光，厘金当属于商税。它的出现，有着历史的必然。尽管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中，商税经常成为国家的主要税种，特别是宋代，商税超过一千一百万贯，成为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之一。但自明代之后，这种情况有了变化。朱元璋出身于农家，限于其个人的经历，认识不到商业的意义，国家税收主要为地丁钱粮，即农业税，商税反而减弱了，满清承袭明代做法，商税一事上也所获甚少。可以说厘金制度的建立有着巨大的意义，厘金从1853年开始一直到民国时期还在实行，它为今后中国民国百余年军阀割据的战乱提供了资金活力，各省的军阀不无都是通过厘金来获得钱粮供应他们获得武装力量，武装力量又保证了这些军阀对治下百姓收取厘金的权利，所以中国的乱世在清灭亡之后，一直存在了数十年，求其根源便是这厘金制度所带来的危害。
荣禄也不是不清楚厘金制度可能带来的后果，但他现在双目赤红，为了上位他已经顾不得着许多了，反正这个策略就算自己不提出来，再过数月也会被雷以諴和钱江所创，既然都是必定会出现的东西，自己用来上位又有何不可呢？
果然当荣禄说完之后，琦善坐直了身子，饶有兴致的说道：“仲华此策却有过人之处，稍后老夫让营中帮办筹措钱粮的江苏布政使雷以諴雷大人过来，你和他好好商议一下，拟定个章程出来，老夫好上奏朝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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