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汉帝国的朝堂没有太多的朝仪，大小臣工可以畅所欲言，文天祥、郑思肖、王大海、张广甫、李鹤轩、侯德富等人议论纷纷，很快形成了两种意见。
儒林名宿、孔孟弟子们认为，让目不识丁的贩夫走卒进入谏议院，公开指摘朝政得失，实在是有辱斯文。
这些谏议员提出的议案往往从自己、从自己所处的小团体出发，而不顾及国家整体利益，比方说，市井商人出身的议员就一再要求降低商税，同时认为地主从农民手中收取的粮食地租，即便不出售也应该征收商税，而地主的要求则截然相反，要求增加商税、补贴农业……
这两类的谏议员们，似乎永远无法达成一致，一旦议案中涉及税务问题，就会引起旷日持久的争论，并以双方疲惫不堪收场。
儒门对君子的要求是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”，报效国家要做到奋不顾身，像这些市井之徒，为了蝇头小利就争的脸红脖子粗，各自的见识又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，于他自己或者选他的人有利就支持，无利就反对，根本不顾国家大事，实在是鄙薄到了极点。
所以他们提出，今后谏议员应该通过科举考试选拔，至不济也得要求有相当于国立小学毕业生的文化水平。
王大海、张广甫等人则提出了另外一种意见：既然皇上曾经说过，税收是公民购买政府服务的支出，那么纳税多的人自然应该享有更大的话语权，现在让一些纳税额全年不过几块、几十块的也成了谏议员，对他们这些年纳税几十万、几百万的人指手画脚，凭的什么呢？
其中楚风的老岳丈、大纺织商王李氏的丈夫，警部长王大海的发言最有代表性：“楚哥儿，您瞧，您做了皇上，我还叫您楚哥儿，不算暨越吧——皇上您念旧，我心里都装着呢。论商税这事儿，我家大娘子开的织布厂、毛纺厂，每年交税都上百万，其中还有您股份，说到交税您说多少是多少，从来没少交一分钱呀！偏生谏议院里几个年交税几千万把块的，也有脸瞎咧咧什么降税降税的，他也配？我看，既然军队、官员都是税赋养活的，那么谏议员就得按纳税多寡来，反正咱们王、祝、陈、郑、洪几个大商家都是您一手扶持的，还有东印度公司都是您的大股份……今后谁要敢对您说长道短的，咱先问问他交税有咱多吗！”
这一下不得了，儒林臣子都傻了眼，要按交税多寡来选谏议员，全天下的寒门士子不都绝了指望？当下两派吵了起来。
百代都行秦政治，自秦始皇一统天下开始，官僚体系的运作都不受体系外的监督，无论监察御史还是儒林清议，都附着在体系上而不自成一体。楚风设谏议院，以一句“纳谏在民”为理论基础，规定帝国官员不得担任谏议员，使其完全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，这种全新的体制自然会让人不习惯，就算来自民间的匠户系官员，就算以忠孝仁义自我约束的儒门大臣，都难免对它带着敌意，而希望将其纳入自己的固有体系。
楚风呵呵一笑，若是以科举选拔谏议员，那么和儒林清议有什么区别？只怕谏议员们见面就是师承何人，房师、座师哪位，之乎者也一番，在往后就开始党同伐异……若是以纳税额选拔，更不得了，底层百姓还有个出头的日子吗？
正思忖间，两派大臣已吵得不可开交，文天祥和王大海一个大叫义利之辩、世道人心，一个说纳税多贡献就大，争得面红耳赤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“照我说啊，这两种办法都不好，无论寒窗苦读，还是缴纳税赋，都来得轻易了。”这刚刚吵到半路上，兵部长侯德富又插了一脚，他提出了第三种方案：按军功分配：“昔日大秦以军功封爵，遂东向灭六国统一天下，北击匈奴千余里，胡人不敢南下牧马，南击百越，开湖广、南岭万里山河，如此赫赫武功，全从商鞅变法设二十等军功封爵始。如今我大汉帝国要与强大的蒙古帝国沙场争衡，惟有施法秦制。以军中授勋为依据，退伍回乡则为谏议员，监督地方官府，如此以来，自然人人奋勇争先，国中尚武风气必远迈汉唐，吾皇必能开边万里！”
刚听了前面两句，文天祥就知道要糟。
大汉帝国正处于战争状态，举国最重军功，军人地位也最为高尚——虽然现役军人品级最高三品，低于文官兵部长的品级，但俸禄高、提拔快，退伍后进入庶政官僚系统就不再受品级的限制，现在帝国各级政府中就有不少退伍军人，中央做到局长、地方做到州县的比比皆是，像侯德富这位文职兵部长，就是从现役军人转职来的嘛！
象征荣誉的勋章制度、忠烈祠供奉、报纸上的宣传，都把军人的社会地位提得很高，考虑到目前军事是帝国各项事务的重中之重，那么这个建议在朝堂上通过、在民间受到欢迎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大了。
文天祥着急了，他接二连三的朝着女婿使眼色，可乘龙快婿侯德富像是没看到似的，把要说的话全说了出来。
这小子，回去得收拾他，连老丈人都不放在眼里，是可忍孰不可忍……文天祥板着块脸，很不高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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